译文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1056—1063)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曾经高声咏唱的紫芝歌已经停息,但是,高洁的英名却万古流传。
与伊人道别的场景历历在目,内心的情感也说不清楚。心甘情愿地到深夜,去数尽那绵长的相思雨。
我和你今夜不用(yong)睡觉了,在晨钟响动之前,总算还是春天吧。
“臣不才,不能奉承先王的遗命,顺从大王左右的心意,恐怕回来受到刀斧之刑,以致损害先王知人之明,又使您亏于君臣之义,只得投奔赵国,承担了不贤的罪名,也不愿表白。现在大王派人来数说臣的罪过,恐怕大王左右不能体会先王重用臣的理由,也不明白臣所以事奉先王的心意,才敢写信答复大王。
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值此良辰美景,把酒对月,须尽情享受。名利都如浮云变幻无常,徒然劳神费力。人的一生只不过像快马驰过缝隙,像击石迸出一闪即灭的火花,像在梦境中短暂的经历一样短暂。
在遥远的故乡,曾听过子规鸟凄恻的鸣啼;如今在异乡宣城,又看到盛开的杜鹃花。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er)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黄河水清就(jiu)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lao)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xiong),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bo)(bo)。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先圣之道、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其声势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所以说: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不是太过分了吗?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声名。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子夏说:“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贵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他们有话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 那么要问: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必须权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必须富有吗?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是为财物吗?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不过饮个满腹,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不过淋湿身子,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是无法再接受的。是为名声吗?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诋毁赞誉流传千年,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这本来就是可怕的。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不爱惜自己的品节,却爱惜自己的精神;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六种疾病等在前面,五种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所以古代做王的人,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其区别十分显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天体转动众星运转,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以安定保护好子孙,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
独出长安的盘儿,在荒凉的月色下孤独影渺。
地宅荒古长满了杂草,庭中苦寒,芝术之类的药草皆已老去。
当年根本就不用隐遁荒野,如今的世上多半都是你们这样的绿林好汉啊。
陈轸不愧是个贤良的人,既忠心耿耿又富于谋略;楚怀王不听从他的劝告,终于国破家亡不可救药。
伸颈远望还是只能回到房间,眼泪沾湿了衣裳。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称述说:“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得以稳固”“不提倡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国家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顺着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
残月西落,翡翠绣屏昏暗,更漏声依依倾诉,说尽人间天上事,相思深情只有相爱人心知。
北来的鸿雁预示着岁暮时节到来了,妻子的来信勾起了归家之念,梦里回家神情恍惚难分真假。
注释
(36)庚戌:庚戌年,前文有“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年将死”。
1.浮图:梵(fàn)语(古印度语)音译词,也写作“浮屠”或“佛图”,本意是佛或佛教徒,这里指和尚。慧褒:唐代高僧。舍:名词活用作动词,建舍定居。址:地基,基部,基址,这里指山脚。
(9)竟夕:整夜。
9、组练:古时车卒与步兵穿的战服。楚国,指江淮一带。此句形容晋军衣甲鲜明、军容雄壮。
(68)少别:小别。
⑩岑:底小而高耸的山。
②揆(音葵):测度。日: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