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暂且以明(ming)月影子相伴，趁此春宵要及时行乐。
攀登五岳寻仙道不畏路远，
暗处的秋虫一(yi)整夜都在鸣叫着，
哪有不义的事可以去干，哪有不善的事应该担当。
前行迷失我旧途，顺应自然或可通。既然醒悟应归去，当心鸟尽弃良弓。
高高的大堂深深的屋宇，栏杆围护着轩廊几层。
草堂用白茅盖成，背向(xiang)城郭，邻近锦江，坐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从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葱的景色。
黄烟滚滚翻腾着，哀歌从每个心灵深处的角落逐渐响起……
叱咤风云经百战，匈奴如鼠尽奔逃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me)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dao)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跟随丞相，游春观景，登上了铜雀台，欢娱之情油然而生。
为《太史公》做牛做马的司马迁再拜致意。 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用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即使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把这些当做光荣，只不过足以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能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的闲工夫来详尽地表达心意。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憾。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能够自修其身，这是有智慧的凭证。能够怜爱别人，乐于施舍，这是行仁德的开始。取和予是否得当，这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建立好的名声，这是德行的最高准则。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的了。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受过宫刑后获得余生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为此担忧；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父遗留下来的事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献出诚实的心意，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使隐居在岩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对外，又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参加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积累老资格，在言论方面立功，谋得尊贵的官职，优厚的俸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从这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以前，我也曾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跟在外朝官员的后面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国家的法度，竭尽自己的思虑，到现在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当中，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看待自己。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长跪、被可捆绑）而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遭受杖刑而受辱，其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了，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士大夫的气节，不可不劝勉鼓励啊（鼓励士大夫在犯罪以后勇于自杀，自杀就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现在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形势所造成；坚强或懦弱，也是形势所决定。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了，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一点在被法律制裁之前就自杀，因此渐渐地衰败，到了挨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伸张士大夫的名节，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稍微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fu)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微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 恭敬的拜两次。
跋涉在道路崎岖又遥远的三巴路上，客居在万里之外的危险地方。四面群山下，残雪映寒夜，对烛夜坐，我这他乡之客。因离亲人越来越远，反而与书童和仆人渐渐亲近。真难以忍受在漂泊中度过除夕夜，到明天岁月更新就是新的一年。
注释
226.依：依附。《孟子·梁惠王下》、《毛诗故训传》、《史记·周本纪》载，周的祖先古公亶父（即太王）居在邠，遭狄人侵略，就带领少数人迁居于岐，结果邠人全部跟随而来，依附太王。
②结束：妆束、打扮。
159、济：渡过。
⑾嚬：通“颦”。这两句是用丑女效颦的典故来揭露当时权贵庸碌无能而又装腔作势的丑态。
受书：接受兵书。书，指《太公兵法》。圯上：桥上。老人：指黄石公。《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后老父约见张良于桥上，张良两次迟到，受到老父的责备。第三次张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语毕，老父即离去。次日张良“视其书”，才知道是《太公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