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朱大你要到长安去,我有宝剑可值千金。
尖峭的山城,崎岖的小路,以及插在城头的旌旗都暗自发愁。就在这样的地方,孤孤单单、若隐若现地耸立着一座飞腾的高楼。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wei)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hou)害他,大夫们(men)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chen)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zuo)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边所说的现在任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不但与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被天下称赞,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1038—1040)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郑文肃公(郑戬的谥号)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na)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执笏端正,不动声色,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他的丰功伟绩,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
品德相同性情娴静,雍容高雅熟悉礼仪典章。
你守卫在边关,我却在吴地,凉飕飕的西风吹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正在为你而担忧。
也学一学山公欲上马的醉态,让襄阳小儿也笑上一笑。
在木兰为桨沙棠为舟的船上,箫管之乐在船的两头吹奏着。
伴着捣衣的砧杵,你的声音似断实连。
人生是既定的,怎么能成天自怨自哀。
在山顶西望伏安,直见长江之水正滚滚东流。
想到如非那北归的吸引,怎会羁留此地忍受忧愁。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您将远行,我和您分别,请别轻视我的送别之情,希望您早日平定侵略者,以便及早给朝廷献上获胜捷报的诗歌。
注释
从这三首诗起,以下大部分是丧乱诗。这些诗,感情真挚,言辞凄切,“悲愤从血性中流出”,因而引起了历代诗人强烈的共鸣。清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里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就是指的这一类诗。
(13)“添”,元本作“占”。“眉间喜气添黄色”,谓面有喜色。《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四《人事·额》引《相书占气杂要》曰:“黄气如带当额横,卿之相也。有卒喜,皆发于色,额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黄色最佳。”韩愈《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城上赤云呈胜气,每间黄色见归期。”苏轼《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唯见眉间一点黄。”此处预祝苏轼、苏辙两兄弟不久将在家相聚。
329、得:能够。
⑷破烟:穿过烟云。画屏:把前面的景象当成一幅画屏。
③戴花:在头上簪花。《宋史·礼志十五》:“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从驾还内。”
(41)遍索:意谓李自成部下四处搜寻圆圆。
2、望仙楼:意谓望君如望仙。
薪刍:柴草。这里是说君王用人好像堆柴草,后来者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