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晋侯又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 宫之奇劝阻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国灭亡了(liao)，虞国也一定跟着灭亡。晋国的这(zhe)种贪心不能让它开个头。这支侵略别人的军队不可轻视。一次借路已经过分了，怎么可以有第二次呢？俗话说‘面颊和牙床骨互相依着，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寒冷’，就如同虞、虢两国互相依存的关系啊。” 虞公说：“晋国，与我国同宗，难道会加害我们吗？”宫之奇回答说：“泰伯、虞仲是大王的长子和次子，泰伯不听从父命，因此不让他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第二代，是文王的执掌国政的大臣，在王室中有功劳，因功受封的典策还在主持盟会之官的手中。现在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还爱什么呢？再说晋献公爱虞，能比桓庄之族更亲密吗？桓、庄这两个家族有什么罪过？可晋献公把他们杀害了，还不是因为近亲对自己有威胁，才这样做的吗？近亲的势力威胁到自己，还要加害于他们，更何况对一个国家呢？” 虞公说：“我的祭品丰盛清洁，神必然保佑我。”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不是随便亲近某人的，而(er)是依从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里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不同，只是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黍稷不算芳香，只有美德才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都是相同的，但是只有有德行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如此看来，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神灵也就不享用了。神灵所凭依的，就在于德行了。如果晋国消灭虞国，崇尚德行，以芳香的祭品奉(feng)献给神灵，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从宫之奇的劝阻，答应了晋国使者借路的要求。宫之奇带着全族的人离开了虞国。他说：“虞国的灭亡，不要等到岁终祭祀的时候了。晋国只需这一次行动，不必再出兵了。” 冬天十二月初一那天，晋灭掉虢国，虢公丑逃到东周的都城。晋军回师途中安营驻扎在虞国，乘机突然发动进攻，灭掉了虞国，捉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把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随从。然而仍继续祭祀虞国的祖先，并且把虞国的贡物仍归于周天子。所以《春秋》中记(ji)载说“晋国人捉住了虞公。”这是归罪于虞公，并且说事情进行得很容易。
你如远古的百里之王候，陶然而卧如羲皇伏羲氏一般。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从事经论学的有道高僧，年老伛偻了的超逸乡贤。
提起鸬鹚杓把酒添得满满的，高举起鹦鹉杯开怀畅饮。
清明前夕，春光如画，
拂晓的云与攀在漫天游动，楼台殿阁高高耸立触天空。
忠心耿耿愿作奉献啊，可浓云阴风隔离难以逾越。
请问：远古开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给后代？
桑乾河北边一场夜战，秦地士兵一半未能归营。
这样还要说只有齐恒公和晋文公所治理的才算是盛世，这种人岂明白到底何为圣明之君？
惟有能写出“澄江静如练”这样清丽之诗的谢玄晖，方令人长忆不已。
江边有八尺轻舟。撑着低低的三扇篷，独自享受长满蘋草的水边景色，镜湖本来就属于像我这样的闲适之人。又何必非要你“官家”赐与不可呢？
军队并进击敌两翼，他又如何指挥大兵？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wu)，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日暮时分头戴头巾归岸，传呼之声充满阡陌。
那时，天气也刚好是这时。却醉倒了。 心中有事，酒未入唇，人就醉了。此时，冷雨敲窗。屋内，烛光摇曳，残香仍袅袅，伊人已不在。 秋情依旧。孤独的你，是那散落的梧桐叶子，——不起时光，风雨，化作黄叶飘去。刚刚还在劝慰自己，不要黯然神伤。可青衫已湿，不知是何时滴落的泪。回想与伊人分别的时候，正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三月。那姹紫嫣红的小园外，杨柳如烟，丝丝弄碧。当寂寞在唱歌的时候，伊人唱着寂寞，执子之手，与你分离。
注释
⑦依依：留恋不舍。漏依依：漏声迟缓，形容时间过得慢。谓漏刻缓慢。
⑽涓涓：细水缓流的样子。
只手：独立支撑的意思。
⑦良辰：实现壮志的好日子。讵：岂。这两句是说精卫和刑天徒然存在昔日的猛志，但实现他们理想的好日子岂是能等待得到！
③忍：作“怎忍”解。